开封是河南省地级市，简称汴，古称东京、汴京，为八朝古都。夏之老丘，战国时期的魏国（361～225），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北宋（960～1127）和金代后期（1214～1233）都曾在这里建都。特别是北宋时期，经过北宋九帝168年的大力营建，使这座“三重城垣、四水贯都”名震四方的宋代京师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开封的城市变迁轨迹完整映射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演进历程。城市考古作为解码历史、梳理城市发展脉络的核心手段，对于深入解读开封的过往历史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开封州桥遗址作为近年来开封城市考古的标志性发现，蕴含着多层次的历史信息，是探究开封城市格局演变、开封古代社会生活图景、中国大运河开封段兴废过程及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发展的关键实物载体。本文以州桥遗址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开封城市考古的整体概况，大致分为21世纪前后两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对北宋东京城空间结构的逐步探索到进入21世纪之后对整个城市考古发掘研究的不断深入。剖析开封考古工作的现状，深入挖掘州桥遗址的多元价值，并根据州桥遗址的工作经验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思考，为推动开封城市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独特的地理区位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使其成为历代王朝建都的优选之地，也孕育了复杂多元的地下文化遗存。受黄河频繁泛滥改道的影响，开封城历经多次淤积与重建，形成罕见的“城摞城”奇观，这一特征既为开封城市考古带来特殊挑战，也赋予其不可多得的学术价值。开封由于地处黄泛区，文化遗存埋藏较深且地下水位较高，考古发掘工作存在先天性的困难，因此开封的城市考古工作相较于其他都城来说起步较晚，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系列的考古工作，逐渐实证了北宋东京城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结构。

  1981年潘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出了宋至明清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若干及大量瓷器。1981年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组成“开封宋城考古队”对北宋东京城外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及试掘工作，至1983年基本了解了外城的位置、形制和范围。对州桥遗址的研究始于1984年8月在配合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建设时的抢救性发掘，对州桥桥体的结构形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自1986年起，开封宋城考古队开始对北宋东京城的内城进行勘探和试掘，初步探明内城的位置、形制、范围和部分门址。20世纪80年代，开封宋城考古队开始不断探索北宋东京城的皇城，初步探明了宋皇城的位置、形制、范围和部分门址等。20世纪90年代，开封市文物队主要对金明池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勘探工作，大致确定了其位置、范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开封城市建设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及文物保护工作力度的慢慢地增加，开封城市的考古发掘工作也逐渐增加，发掘了部分宋金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各时期的文化遗物，为宋至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自2006年开始，葛奇峰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基本明确了汴河开封段的具体流经线年，北宋东京城外城西墙顺天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历史上首次科学地对北宋东京城的城门遗址进行发掘。2014年，新街口明代周王府官署的典仪所发掘出土了大量类型丰富的明清瓷器，同时在典仪所的周边区域还采集到大量的宋金元时期瓷器。2017年至2018年，明代永宁郡王府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建筑基址30余座，出土各类生活遗物及建筑构件13000余件，对研究明代郡王府建筑规制和明代开封城市布局具备极其重大意义。2020年，开封小宋城二期项目建设区域的考古,发现了宋金时期汴河河道、木岸水利工程等，出土宋金时期各类遗物400余件。2020年至2023年，双龙巷遗址发现了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建筑基址若干，经初步统计，出土了以瓷器为主的遗物2900余件。2023年，在开封市黄河大街南延工程建设时，对北宋东京城外城南墙本体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发现城墙、道路、水槽等遗迹，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城市布局、防御体系、城墙营造工艺等具备极其重大参考价值。2023年至2024年，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顶级规模、规格最高的北宋都城城门遗址，填补了北宋东京阙城城门考古的空白。

  综合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封城市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逐渐起步，并取得了系列成果。前期主要集中于对开封城墙、城壕、城门的勘探与发掘，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确认了开封城市的基本布局结构；后期随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大量开展，逐步扩展到对开封城市重要遗迹的发掘研究。但是截止目前，开封城市考古的成果多是对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掘与研究，主要以明代永宁郡王府遗址、双龙巷遗址等为主，出土的遗物以明清时期的瓷器为大宗，通过对明清瓷器的分期断代及产地分析研究，基本明晰了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布局结构、商业贸易、城市消费、社会生活等情况。宋金元时期的开封城市由于埋藏较深，发掘的遗迹及出土的遗物均相对较少，学界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宋代开封城市进行系统的研究。加强对宋代开封城市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是今年开封城市考古的重要方向，而开封州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则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填补这项空白。

  近年来，开封城市考古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呈现出机遇与困难并存。在成果方面，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理念的进步和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一批重要的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和发掘。顺天门遗址、州桥遗址等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逐渐丰富和深入，对城市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清晰；各类城门、街道及居住等遗迹的发现，丰富了对开封古代社会经济和生活的了解。同时，随着文博机构改革的逐渐推进，开封城市考古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水平慢慢地提高，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开封城市考古也面临着如下问题。

  开封城市具有典型的“城摞城”特征，目前开封城市的考古发掘、保护、利用同城市基本建设发展的协调性有待提升。开封市现有的三部规划《开封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规划》《北宋东京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与古城保护利用息息相关，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建设的指导性规划，分别构建了基于各自规划宗旨的总体结构、保护框架或者整体展示结构等，但多以古城的历史格局、城市现状和资源情况分析提炼形成，未进行系统统筹考虑。三者均未能在保护好历史格局、城市遗产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或者谋划文旅融合下的宋都古城保护利用空间结构及相关业态布局。

  开封的城市考古工作需要在城市整体保护与利用规划的指导下逐步开展，要做到多规合一，避免令出多门、叠加管控。在工作中要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处理好北宋东京城遗址保护、科学研究与展示利用之间的关系；在保护的前提下做好科学合理的利用，使文物保护与合理规划利用达到有机的统一。促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是今后开封城市考古的重点。

  尽管开封城市考古取得显著成果，但技术设备水平仍显不足。与先进地区相比，在深部勘探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开封市考古部门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渐建立了勘探工作经验与标准。目前使用的地质勘探钻机主要为SH30-2型钻机，该型钻机购买费用低、操作简单便捷，弥补了传统洛阳铲勘探深度不足、地下水位高时无法带出土样的缺点，但是其勘探土样较松散，取样效果不佳，无法较好地辨识土样，对深埋地下的文化遗存难以实现精准探测，很大程度上需依靠经验及认知开展工作，导致后期发掘工作存在不确定性。面对开封城市中的多层叠压遗存，需融合遥感（识别地下夯土异常）、地球物理探测（区分不同时期遗存）、三维建模（还原城址空间关系）等技术，构建“地上-地下”联动的探测体系。

  受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泛滥的影响，开封明清城墙范围内地下5米左右均有明代遗存的分布。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根据结果得出，明代建筑遗存中除了出土大量的瓷器外还有较多的有机质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木质文物。城市考古属于高投入的科研工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用于勘探、发掘、保护及研究。但开封受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考古经费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开封城市考古过程中针对脆弱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资金储备存在明显不足：针对有机质文物等易损遗存，缺乏有效的现场保护技术与设备，影响文物的完整性保存，制约了考古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推进。

  开封的城市考古工作要建立在北宋东京城大遗址“考古一张图”的理念下开展，根据开封城市地下文物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地下埋藏区、环境控制区等不同级别的分类，确立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工作方针。学习先进经验，探索符合开封城市特点的“晚期层叠式城市建筑遗址”发掘方法及展示利用方式。开封城市考古需突破“地层发掘+器物整理”的传统模式，强化与历史文献学、环境考古、建筑史等学科的协同，景龙门的复原就是多学科联合考古的典型例证。要努力推动从“器物发掘”到“价值重构”的工作理念的转型，强化“城市生命史”视角，城市考古不仅是发掘建筑遗存，更需还原城市的动态演变。从北宋东京到明清开封的城址变迁，需通过不同时期道路、水系、功能区的叠压关系，在考古学的视野下探讨北宋至清代开封城市地貌与水系的变迁，解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而非孤立研究某一时代的城市布局形制。要突出“人文场景复原”的导向，超越“出土文物的罗列”，通过遗存之间的关联性重建历史场景。如州桥遗址出土的瓷器、货币，需结合汴河漕运线路、周边商铺遗迹，还原州桥之上“桥市通宵”的市井生态；永宁王府遗址的灾难性堆积（如洪水淹没的器物、人骨），可作为研究明末时期社会应急机制、黄河泛滥的直接素材。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共生理念，摆脱“冻结式保护”思维，探索“城市考古—遗址展示—保护利用”的融合路径，寻求考古发掘与城市建设的有机统一。例如，将州桥遗址与宋都中轴线文化带建设结合，通过地下遗址博物馆、数字复原技术，让考古成果融入城市文化认同构建；顺天门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周边历史街区更新同步推进，实现“活态传承”而非“标本式留存”；选取如永宁郡王府等重要的明代建筑遗址进行相对有效的保护展示，其他遗存在保证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相对有效的利用。开封城市考古需针对地下文物埋藏深、水位高、空间叠加性、功能复杂性、与现代城市共生性的特点，努力建立开封城市考古专属理论与方法体系，既要借鉴田野考古的地层学方法，也要引入城市规划学的空间分析工具，更要树立“以考古支撑城市文化基因解码”的理念，使开封城市考古真正成为理解开封城市文明、推动当代开封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支撑。

  州桥遗址位于开封市中山路中段，是北宋东京城的核心地标性建筑。2018年至2023年共发掘44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种类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路、庙宇等。在东部汴河遗址区域，完整揭露了南北两岸的唐宋时期河堤，并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西侧州桥本体区域清理出部分明末洪水遗迹，明了桥面于1642年因洪水而淤没的历史。现存州桥为单孔砖券石板（拱）桥，桥面南北跨度为25.4米，东西宽约30米。桥面中间略高，向南北两侧呈坡状。桥券用青砖券成，券脸用斧刃石砌筑，桥孔两侧金刚墙用青石条东西顺砌，从桥孔侧面平视，横截面呈现类似城门洞的形状。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巨幅石雕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有海马、瑞兽、祥云等精美图案，纹饰通高约3.3米，显露出的石壁最长约23.2米。石壁上有数字编号，南侧石雕壁画编号首字则取自《千字文》，即“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些编号系统便于修筑石壁时石块的准确拼接，反映出北宋时期严谨、科学的工程建造理念。

  州桥作为北宋东京城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见证了北宋都城的繁华盛景，是古今重叠型城市遗产的标志，为厘清北宋都城的城市结构与功能分区提供了关键坐标。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顶配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州桥的建造技术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研究提供珍贵案例。州桥遗址见证了10～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具有现实意义。

  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发掘在开封城市考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仅是其入选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是体现在州桥遗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组织方式、工作思路及社会影响力。综合该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保护与利用情况，在开封今后的城市考古尤其是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开展过程中有以下方面值得借鉴。

  1.项目开展之前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个发掘项目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考古发掘工作表面上是一个专业、纯粹的科研工作，但是实际中却往往被当做是一个工程项目，考古发掘过程中会面临着诸如环保、拆迁安置、噪音、交通、管网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依靠考古发掘单位是无法及时、高效解决的，州桥遗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建立了由市政府领导挂帅，环保、通信、城建、街道办等部门组成的协调领导小组，针对项目发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各部门配合工作，解决发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为考古发掘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考古工作计划是目前开展考古工作的纲领性意见，因此必须要建立开封城市长期性、持续性、科学性的考古工作计划。首先要明确开封城市考古的首要工作目标，深化对北宋东京城遗址的研究，了解开封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历史沿革。其次，要坚持“考古一张图”的工作理念，建立开封城市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现代测绘技术，建立覆盖开封城市的坐标网络系统，将历年来开封的考古勘探、发掘的成果体现在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之中，建立开封城市数字化地理模型，服务于开封城市的保护研究及发展利用工作。

  在城市考古过程中会面临着实际发掘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展示利用效果不佳、文物保护难度大等问题，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考古团队深刻认识到开封“城摞城”遗址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以及其在解码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传承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中的核心价值。面对遗址埋藏深、淤积层厚、地下水位高的客观困难，以及考古周期长、成果显现慢的特点，坚守初心，严格遵循考古发掘规章制度，兼顾质量与效率，以揭示历史真相、还原文明脉络为己任。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确保千年文化遗产得以永续留存。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主动性的考古发掘，是“河南省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之一，在考古发掘之初，就制订了多学科联合参与考古发掘的计划，通过强化跨学科协作意识，凝聚“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共识，避免因认知分歧导致工作方向偏差。发掘工作还邀请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制人类学和河南大学动物考古、景德镇陶瓷大学瓷器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日常的发掘、整理之中。根据考古发掘的进度、面临的问题不定期邀请行业内的城市考古、文化遗产、陶瓷考古、文物保护、桥梁建筑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对考古发掘工作进行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开封城市考古工作是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基础。州桥遗址在项目开始之初，就确立了“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边利用”的工作方针。项目团队除了负责本职的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等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了遗址的保护展示、公众考古与宣传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环节，为遗址的保护利用贡献专业的力量。保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扩大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从保护到宣传，从遗址公园建设到公众参与，本质是让深埋地下的文化遗产重新融入城市血脉。这不仅能增强开封市民的文化认同，更能让北宋东京城的智慧结晶成为滋养当代城市发展的精神养分，真正实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时代使命。

  综上所述，开封城市考古凭借其独特的“城摞城”特点与八朝古都的历史积淀，成为解码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演进的关键场域。州桥遗址的发掘成果尤为显著，其不仅以实物遗存印证了北宋东京城的繁华肌理，填补了文献记载中城市空间布局的实证空白，更在桥梁建筑技术、雕刻艺术等领域为宋史研究提供了突破性素材，充分彰显了开封城市考古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价值。

  当前，开封城市考古事业正面临缺乏统一规划及多规衔接、技术设备滞后、考古方法与理念亟需提升、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等挑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制约着考古工作向纵深推进。解决上述困境，需要尽快确立系统性的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统筹实施“河南开封宋都古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方案及“北宋东京城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考古勘探与文物保护的精准化升级，积极开展省市联合考古推动考古方法及工作理念的提升，建立考古前置与城市规划的有效衔接机制，实现文物保护、遗产利用、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注入持久动力。

  本文原标题《考古学视域下的开封城市考古探析——以开封州桥遗址为例》，载于《文物天地》202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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